（神秘的地球）据芝加哥大学：在十八世纪，来自世界两端的两位学者就一个看似深奥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中国历史是否早于犹太教-基督教古代？
安托万·高比尔（Antoine Gaubil）是一名在北京执行任务的法国耶稣会士，他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年表，并使用该州的天文记录作为证据，认为确实如此。与此同时，在英格兰南部工作的牧师和学者乔治·科斯塔德试图诋毁同一部天文史，以反驳中国的古代。
伊希斯的一篇新论文《东方年表：中国天文学与18世纪英国古代政治》阐明了影响每个人立场的政治策略，并展示了欧洲政治利益是如何塑造中国天文学研究的。
从17世纪中叶开始，耶稣会传教士一直支持中国官方的年表，该年表基于中国悠久的天文观测历史。文章作者吉安娜·乔万内蒂·辛格（Gianamar Giovannetti Singh）写道，安托万·高比尔（Antoine Gaubil）这样做有很多外交原因：他在北京的使团由路易十四于1680年代创立，在其首席天文学家离开后步履蹒跚，并在一位不同情天主教的中国新皇帝的领导下面临着更严格的审查。与中国批准的时间表保持一致是该国特派团生存的必要条件。
高比尔关于中国年代学准确性的论点也因中国境内一个被称为“数字主义者”的耶稣会传教士教派而变得不稳定，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叙事和文本不属于中国历史，而是预示着犹太-基督教。这些人物最终缩短了中国历史的时间线，给像高比尔这样的耶稣会士带来了困难。
尽管有这些政治压力，高比尔的立场也植根于科学探究。在1732年出版的一本文集中，耶稣会士辩称：“由于中国古代‘不知道恒星的正确运动’（即进动），他们不可能追溯性地捏造古代观测结果。”
乔治·科斯塔德于1747年在英国写作，他不同意这一观点。他驳斥了高比尔和其他耶稣会士的中国消息来源，称其为“虚构的、没有根据的”。科斯塔德对“东方专制主义”深表不信任，他认为，在中国的“专制”条件下，天文学家会被激励改变他们的结果来取悦皇帝，因此，他们的记录是不可靠的。
Costard作为一名低教会圣公会教徒和议员，也受到政治和宗教利益的驱使。他对中国专制主义的敌意还延伸到了他在法国政府和天主教会中感受到的类似威权主义。
Giovannetti Singh写道：“Costard诋毁中国天文学的计划与当代民族学的努力相一致，以展示英国人民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热爱。
“Costard和Gaubil之间的争议突显了欧洲对‘东方’天文测量可信度的分析如何促进不同的政治项目。”
最终，科学史上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件说明了“英国和法国学者与中国天体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不同互动是如何受到当地紧迫问题的制约的，并涉及对中国知识文化的复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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