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对艺术没有特别研究的大众，也能轻易说出几个画家的名字。
或许这些画家有名的原因不止是他们的成就，亦很大程度在于他们传奇性的生平。
今天的主角就是被认为是疯子的画家：文森・梵高，我们对他一点不陌生，他许多著名作品如《星夜》、《向日葵》与《播种者》都被印制在各种商品上，手机外壳和文件夹都少不了他画作的影踪。
除了商品，梵高让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的狂人行为──1888年12月23日，他在旅居法国期间，割下了自己的左耳，两年后自杀，结束了短短37年的人生。
灵魂虽被猛火燃烧，却无人来取暖是梵高的遗言。
纵观历史，创作天才与疯子时有关联，那些被称为伟大的人背后总有异于常人的经验，使后世对他们的一生充满好奇。
人们对梵高的行为同样感到兴趣，他著名的割耳事件与自杀，都留给后世许多的问号。
割耳的争论第一个问题是梵高割下的左耳，到底是一整只，还是一部分呢？2011年，美国历史学家史蒂芬・奈菲与格雷戈里・史密夫出版《梵高传》一书，经过考证，他们指在割耳事件发生后，见过梵高的人都表示他只割了耳朵的一小部分，从正面看，根本注意不到他耳朵有受伤。
然而在2016年7月，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举行展览，展出了当时梵高的主诊医生 Félix Rey 所画的一幅图画，画上据说是梵高耳朵的状况，显示耳朵约八成面积被割去，只剩下耳垂。
这幅插图与奈菲所述的事实版本有冲突，无疑又为这争议再添上多一分神秘。
割耳的理由关于梵高割耳事件，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梵高要自残身体？比较流行的说法主要有两个：梵高有精神病，当时发作了所以割耳；或是他与画家朋友高更同住时发生争执，梵高以割耳作示威。
2016年11月，梵高专家马丁・贝利的新书《南方画室：普罗旺斯的梵高》出版，为悬案带来一个全新观点。
书中提供了证据揭示当年今日，梵高除了跟高更发生口角外，还收到了弟弟提奥的婚讯。
他在法国的旅居生活过得很潦倒，家庭并不支持他的事业，只有从事艺术买卖的弟弟没有反对，并为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援助，比如每月为他邮寄生活费。
因此收到弟弟的婚讯令梵高十分担忧，害怕自己要从此背起养家的责任，无法继续追寻艺术的生活。
贝利相信这样的打击，再加上梵高各种的身体毛病，令他产生幻听，而用剃胡刀割下自己的耳朵。
当然，我们作为一般读者，难以验证贝利说法的真伪。
其他研究梵高的专家，则认为贝利的说法即使可信，也并不代表他与高更的争执一事微不足道，最有可能是因为在两者情绪压力下崩溃。
不论是哪个说法，高更似乎都不能在在梵高割耳一事中完全脱身。
高更与梵高有趣的是，梵高十分重视高更；在未与高更同住前﹐梵高已经十分崇拜他，并邀请高更到法国同住。
起初二人互相学习，作品中迸出不少火花，若细心观察两位画家这段时期画作的笔触、构图，都可看出两者彼此的互相影响。
可是好景不常，二人的关系慢慢开始出现问题，梵高想得到高更的认同，不停地创作（一天完成一幅、甚至几幅画作）、疯狂地绘画向日葵，而高更对于梵高的行为也感到压力、妒忌，甚至厌烦，形容他为画向日葵的画家，蜷曲在椅子中，像发疯似的病人。
两人除了脾气上闹不和，两位的艺术哲学也大相径庭。
举个例子，在1888年法国的丰收季节，两位画家同时绘画了葡萄园的景象，梵高画出《Red Vineyards at Arles》，当中的葡萄园是充满活力与劳动的生命力；而高更的《In the Heat》，画中是妇女和猪，都是昏睡与懒惰的。
两人的相处和艺术追求之间分歧，令他们在平安夜前夕吵了一架，之后就是割耳事件及高更的离去，他们同居时间只有短短一个多月。
疾病中坚持创作故事最后梵高自愿入住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换个角度来看，他的疾病不只是他生命的破坏者，同时也是他伟大作品的催生者。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曾表现出希望困扰自己的癫痫病能痊愈，但也怕自己之后会不能回到生病时的创作高峰。
下图这幅或许是梵高最伟大的肖像画——《耳朵包着绷带的自画像》，是梵高割耳后所画的两张自画像之一，画中的梵谷呈现的眼神与画中的笔触与用色，都似乎蕴含着一种情绪不安的气氛。
在人生最后的一年多，疾病的困苦并没有使梵高放弃作画，只要他精神好一点的日子，就会拿着画笔往外跑。
或许梵高在他的作品中，希望表现即使在身患恶疾时，仍奋力的工作的正面态度。
纵使生前无人赏识，但梵高仍然珍视自己的作品，他在给弟弟的最后一封信就说：我不想要孩子，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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