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知道我姓氏的来源。敝姓吴，我们是从姬姓之中分化出来的。这需要从商朝末年说起。商朝末年，周人姓姬，周人的首领古公亶父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虞仲，三子季历。其中三子季历生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被取名为昌，他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古公亶父非常喜欢这个孙子，想最终把君位传给这个孙子。但是，季历是老三，怎么说也不该由他来即位。就在这个时候，泰伯和虞仲看出了父亲的想法，于是他们两个主动避让，他们从陕西逃到了江南，到了吴越之地。为了表示不再担任国君的决心，他们两个文身断发，接受了当地人的习俗。就这样，古公亶父传位季历，季历后来传位于周文王。
泰伯和虞仲来到南方之后，建立了吴国。孔子对泰伯非常赞赏，《论语》之中就记载孔子曾经说过：“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无子，后来吴国国君之位传给了虞仲。到了周武王灭商之后，虞仲的后人又与周王室取得了联系。周王室正式封他们为诸侯。
到了春秋后期，吴国国力逐渐雄厚。这个时候的吴王叫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其中第四个儿子叫公子季扎。公子季扎非常贤良，寿梦想着要把君位传给他。但是，作为第四个儿子，是没有资格继承君位的。公子季扎的几个兄长也看出了父亲的想法，他们相约将来传弟不传子。于是，寿梦去世后，其长子即位。长子死后，其次子即位。其次子去世后，三子即位。等到第三个儿子去世的时候，公子季扎正在国外访问。于是，第三个儿子的儿子就继承了王位，他就是吴王僚。等到公子季扎回到国内的时候，吴王僚表示要把王位还给公子季扎，却被公子季扎拒绝了。就这样，吴王僚就安心地当起了吴王。不过，原来老大的儿子公子光却不乐意。他认为，如果按照父亲他们的约定，王位应该传给公子季扎。而公子季扎不愿意接受，王位应该传给自己。吴王僚，怎么都没资格当王。后来公子光勾结刺客杀了吴王僚，他邀请公子季扎来继承王位。公子季扎说，我实在不忍看到一家里骨肉相残。不仅拒绝王位，而且也拒绝再进吴国。公子光即位后，他就是吴王阖闾。后来公子季扎去世后，他的后人就以吴为姓了。
当然，我们家的家谱我也没见过。我们家好几代贫农，多次逃荒。谁也搞不清楚，我们家是从哪里来的，从公子季扎到我们这辈经历了什么。
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
姓名产生是文明进步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习俗与文化惯制。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姓名成为一个透视文化内在和民众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
以微观层面来看，如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认为，名字最初是因夜晚相遇、辨识需要而产生的。故《说文解字》中言：“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名字作为一个人的标志，最初仅是人与人之间互称及相互识别的固定符号，是一种无形的身份证。
从宏观视角来看，名不正则言不顺，“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之有名，以相纪别”，姓和名逐步成为用以标记社会阶级与等级的符号系统，对个体身份与角色的确认十分重要。
姓名是由姓氏和名字号组成的。上古时期，往往姓氏分离，汉代之后逐步合一。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而姓氏者，标示家族血缘之符号也。
《通志·氏族略》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天下同姓是一家，故而同姓不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
鲁国大夫申繻曾提出取名选字“五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在之后的社会进程中，人名不仅发展为代表人的语言符号，同时又是一种文化载体，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和衍生内涵，体现了人的追求和审美。在古代社会，姓氏与取名用字以“指血缘、表身份、别婚姻、明贵贱、分职业”，具有强烈的士庶与上下之分。在此意义上，它不仅仅是一种习俗，也是礼制与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名字是一个人的代号，但当名字里加入动机、情感、寄托后，便变得不再简单。名字起的好，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反之则为名所累。
随着文明的渐次发展，姓名以及取名习俗形成了一套规范的形式和系统，也逐步摆脱了其阶级规定和用字之避讳局限。
参考文献：王旭：《取名惯制与关中地方社会》，《地方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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